2007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特別安排了兩個導演專題，其中代表台灣的即是阿美族的馬耀‧比吼（Mayaw Biho）總共有三部影片參展：【天堂小孩】、【揹起玉山最高峰】、【親愛的米酒 你被我打敗了】。
我曾觀賞過馬耀‧比吼導演的作品【請問貴姓】，探討原住民各族的傳統姓名及漢名的種種面相，原民傳統姓名有的從父名有的從子名，各族不同，有的拉長有的縮短，均有傳統的規律，各族的人都可以藉名字推斷出彼此的關係。
然而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，強迫原住民改取漢名，既破壞了原住民的傳統，也破壞了他們的親屬關係，從漢名無法看出彼此的輩份和親疏，還可能造成亂倫的現象。而許多原民不識漢字，取名時只得聽從戶政事務所的辦事員，未能自主，因此出現了許多不雅且怪異的名字。
馬耀藉由姓名這件人人都會碰到的事，凸顯國家機器的暴力與操弄，讓弱勢的原住民喪失了取名的文化，必須無奈的接受漢人的姓名文化，而原住民受到的宰控又豈只是取名一事？
【天堂小孩】是報導台北縣三鶯大橋下的原住民部落，每年都被控違反水利法而遭政府強力拆除，但原住民多離開山上的部落，在都市從事造屋等勞力工作，無財力另尋居處，只能隨拆隨蓋，只求擁有一個棲身之所。
這麼悲情的題材，馬耀並未強力控訴，反而選擇輕鬆嘲諷的方式，經由小孩的反應來突顯事件的荒謬。透過鏡頭我看到小孩不管多惡劣的環境，他們都能隨遇而安、自得其樂：游泳圈掛在門板上就成了籃框，一條彩帶可以變化出無數的玩法，被怪手拆掉的傾斜屋頂可以是跳躍的遊樂器材……。
房子拆了，露天沙發也可以安眠，隨手撿起木板釘一釘又是一個家。也許是從小居無定所的訓練，小孩不會抱怨環境的惡劣，卻善用週遭的工具，讓自己生存下來且活得快快樂樂。
那種韌性與堅毅，雖無法與國家機器抗衡，卻充滿可敬的生命能量，令人動容。而國家機器的無情殘酷，更具體呈現在鏡頭中，讓人痛心。
十三分鐘的片子，馬耀沒讓原住民發聲，只是用音樂和文字去說明事件，讓觀眾看到他們無奈地接受命運的考驗與折磨，原住民的弱勢無助是在無言中產生巨大的感染力。片名【天堂小孩】已透露了導演的強烈抗議與嘲諷。
馬耀在映後座談會，用嘲弄的口氣說，這部片是上世紀的作品，但三鶯大橋經歷了三位縣長仍沒有解決，他曾寄帶子給前任蘇縣長，從此沒再來拆除；換了縣長後，今年十月，縣政府又要來拆除了，他想再寄去給現任縣長看，不知會不會產生影響力，讓鄉親在此苟且棲身。
雖然馬耀自嘲拍紀錄片其實沒什麼用，因為至今這個都市邊緣的部落仍隨時會被拆除；但他勇於揭露現象持續追蹤的人文關懷，令人相當敬佩。他的作品讓我看到社會被遺忘的角落，還有無數值得關注的議題，也有無數值得我們照顧關懷的人，他們用青春和血汗圖三餐溫飽，也對社會貢獻良多，卻連棲身之處都沒有保障，難道只能歸咎於命運安排嗎？社會不該協助他們得到人基本的尊嚴嗎？
【揹起玉山最高峰】報導三位原住民過去從事高山嚮導的故事，其中兩位是當年歷經艱辛將于右任的銅像背上山，晚景悽涼；另一位則曾帶領日本人登山跌落山谷受傷，終身殘廢，而日本人感念他的犧牲，一直對他有責任，經常來台問候關心他，甚至邀他去日本旅遊，協力背著他爬上日本富士山。藉由兩組人的對照揭露原住民嚮導處境的差異，也控訴國家政策之失當。
馬耀以為劇中的老先生會控訴銅像被拆除之事，沒想到其中一位從頭到尾不發一語，他的沉默不就是象徵原住民的無奈嗎？在威權時代，弱勢的原住民默默承受國家所賦予的任務，辛苦把銅像揹上山，時代改變之後，銅像又被人丟棄在山谷，他們能說什麼？有誰問過他們樂意嗎？
有位觀眾問馬耀，玉山是布農族的聖山，把銅像放置在山上，不會褻瀆這座山嗎？馬耀反問是誰讓他們褻瀆聖山的？在威權統治時代，表示不滿和抗議的後果，誰負得起？當嚮導但求溫飽，為了生存，他們只能默默的承受。
是的，當漢人大舉遷台之後，原住民被迫讓出祖先的土地，往山區發展，惡劣的生存條件，愈來愈低的社會地位，使他們成了國家的邊緣人，不再神勇、不復祖先的英姿。外來者除了不斷剝削他們的生存，可曾珍惜這群失勢的朋友？
原住民是台灣的珍寶，珍貴的文化卻日益流失，從前我對他們的處境所知有限，看了馬耀的紀錄片，痛心與自責溢滿心胸，了解週遭各族群生活的艱辛，我們豈能漠視呢？
【親愛的米酒 你被我打敗了】是部較不悲情的紀錄片，劇中描述傳統阿美族男人階級升等時，經過一夜歌舞之後，必須喝一碗公的米酒，以示英勇。許多年輕人想改變這個傳統，在眾人面前還是勇敢的把酒給喝了，畢竟傳統有悠久的背景，難以輕言改變。這部紀錄片呈現阿美族開朗熱情豪邁的一面，十分精采。
五天的影展，看到五大洲的紀錄片，觀察到各族群的生活和處境，讓我對人類的現況多所了解，並啟發了多面向的思考。如果在教育現場，我們也能讓學生廣泛的接觸到這些議題，相信整個社會必更具有人文氛圍，也能營造出更人性化的社會。感謝民族影像學會舉辦這個影展，提供社會豐富深刻的學習，也讓我受益良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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